蔡天凤案审到第 21 天，庭上最让人忘不掉的，是一段实验。 警方找了名女警，152 厘米，41 公斤，跟蔡天凤生前差不多，把她装进一个透明胶箱，盖上盖，两名男警一人一边，把箱子抬起来。结果是——抬得动。 这三个字，就是控方这一天想说的事：这样一个箱子，两个男人搬得走。 为什么非要证明这个？因为控方对案发经过的说法里，有一步是 “运走”—— 人得被装进箱子，从村屋搬到车上，再从车上搬到别处。这一步要是站不住，后面的话就接不下去。 那么，这个实验是怎么做出来的？ 实验分两半。前一半对箱子。警方在村屋找到两个透明胶箱，另有一段监控：黑衣男人提着箱子从车尾绕过去，白衣男人往车里塞了块半透明的板。 化验师怕碰坏证物，不敢拿真箱子去比，另买了同尺寸同型号的，搬到村屋原地，让警员站在监控里那个人站过的位置。一比，两个箱子叠起来宽 56 厘米、高 48 厘米，跟画面里的对上了。 后一半才装人，就是开头那一幕。箱子对上了，人也装得进去，实验到这里就完成了任务。 可它完成的任务很有限：它只证明 “能”，没证明 “有”。箱子是谁买的、里面装过谁、抬箱子的是哪两个人，它一句都答不了。 在法庭上，能把 “不可能” 变成 “可能”，已经不容易。可这两个字传到大街上，常常就变成了 “就是”。 箱子能装人，这是第一步。箱子里是谁，得靠骨头说话。 控方在庭上说，蔡天凤的双腿连着盆骨，被放在龙尾村那间村屋的冰柜里。出面作证的是政府化验所高级化验师谭卓宁。 他接手的不是一整具遗体，是一组 “盆骨连脊骨”。换成大白话：就是腰往下、屁股那一大块骨头，后面还连着一小截脊椎。他记得骨头已经断成两截，在场的人试着把它拼回去。 拼完之后，他形容这组骨头，用了五个字：“骨上面有啲肉。” 意思是：大部分肉已经被剔掉，只剩一点还粘在骨头上。剔掉的肉去哪了，他说不知道。 谭卓宁讲得很清楚，他只知道这些骨头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，具体摆在哪儿、怎么摆，他没经手。 所以港媒曝的 “在冰柜里” 是控方的说法，不是法医的结论。骨头能告诉我们的，到此为止：人在那间屋里被处理过。可蔡天凤是被什么弄开的？这要看工具。 现场找到两把电锯、三把手锯。化验师没拿真家伙去锯骨头，因为那是证物，根本碰不得。 他另找了同牌子同尺寸的电锯和手锯，拿牛尾巴骨当试验品，一样一样锯，再拿锯出来的口子，去对死者盆骨上的切口。 结果是电锯的痕迹对得上，三把手锯都对不上。 听着很硬，可他自己的结论只有三个字：有可能。后面还补了一句，不排除别的相似电锯。 很多人觉得这是证据不够扎实。我倒觉得，这恰恰是它可信的地方，因为它没有夸张。 真正该追问的，不是 “为什么只说有可能”，而是 “除了这个可能，还有没有别的可能，能解释那几道口子”。辩方要是答不上来，“有可能” 三个字的分量，比 “确定” 还重。 工具说的是 “可能”。那天下午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得问住在楼上的人。 曹展图住在二楼。2 月 15 日到 18 日，他看着楼下四个窗户被黑色物料一张张贴死。之前从外面能望进去，之后什么都看不见。 21 日那天，曹展图坐在窗边玩手机，两辆白色七人车停在门外。露台挡着，他看不见有人下车，只听见有人往屋里搬很重的东西，一件件摆在地上。 过了几分钟，楼下开始响：撞击声、电锯声，断断续续二三十分钟。他正跟朋友打电话，太吵，没说几句就挂了。他说那声音像用指骨敲桌子。 曹展图强调，从头到尾只有撞击声和电锯声，没有人声，也没有求救声。 晚上七点多，香味上来了，青红萝卜汤，很浓，飘了很久。他馋了，打电话到五百米外的茶餐厅叫外卖。十分钟后出门去取，门外只剩一辆白色七人车。 我最在意的不是那锅汤，是他落口供时说的那句话：楼下有煮食气味，“非常特别，无法形容”。 到了法庭上，他说得出 “青红萝卜汤”。辩方抓住这一点问他：是不是看了新闻才知道的？他否认了。 我信曹展图不是撒谎。人对气味的记忆本来就没有名字，新闻替他把名字补上了。 可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，他闻到的那个味道，和后来新闻里反复写的，是同一个东西 —— 那天楼下煮的，不是晚饭。 辩方还追着日期问：你听到电锯声，会不会是另一天？对此曹展图不同意。问到龙尾村偏不偏，他答得很实在：偏是偏，但单位多、住的人也多，附近有小巴，有茶餐厅。 这句话比任何描写都冷。那不是荒山野岭。楼下响了半小时，楼上有活人，附近有邻居，还有人正等着外卖送到。没人报警，因为装修声和煲汤味，在这座城市里从来不算警报。 邻居讲的是当天。那之前呢？要回到租房那一天。 2023 年 1 月 17 日，地产经纪告诉屋主许欣欣，有人想租。2 月 2 日，经纪说邝球付了 1 万现金。 2 月 5 日下午五点多，许欣欣和继父、男友到村屋准备签租约。邝球和经纪到了，她带他进屋看电器，提醒他门外不能停车，会被抄牌。 当天，邝球用现金付了 2 万按金，钥匙到手。